首先，提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在2021年，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，一位大妈因他人让座缓慢而情绪失控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正黄旗的！瞧你这长相就不像北京人！”这一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尽管不少网友对此表示强烈不满，然而其中一个细节却颇具戏剧性：大妈提到的是“正黄旗”，而非“镶黄旗”。这一点对于熟悉八旗历史的人而言，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因为在八旗的权力结构中，带“镶”字的那一类才是身居高位之人。如果这位大妈当着镶黄旗后人的面高声宣称，恐怕她会吃尽苦头。或许你会觉得这显得不够合理，正统、正宗的“正”似乎更为威严，而“镶”却给人一种附属的感觉，似乎是边缘化的角色。为何“镶”旗的地位竟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“正”旗呢？要理解这一深层次的区别，我们需要追溯四百多年前那片辽东的雪地，在那里，一个年轻人正在布局一场将改变中国历史三百年的博弈，而这几面旗帜的颜色将会决定无数家族的命运。
首先，表面上的差异便在于龙的朝向及镶边的颜色。如果你走进博物馆，看到八旗的实物，立刻便能分辨“正”和“镶”的不同。“正旗”是指整面旗帜颜色均一，例如正黄旗完全是黄色，正白旗是洁白的。每面旗上方的龙首向右，龙肚子里则有五朵祥云的装饰。而“镶旗”则有所不同，其在标准颜色的外围加了一道镶边，比如镶黄旗、镶白旗和镶蓝旗，均呈现红色边缘。镶红旗则显得独特，采用红色底配白色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镶黄、镶白和镶蓝三旗均以红边为特色，唯独镶红旗则是白边。这是因为若镶红边，红底便难以分辨，技术上的考虑与高低地位无关。同时，镶旗上的龙首则向左，且龙腹中的祥云仅有三朵。龙的朝向以及云的数量，成为了区分正旗与镶旗的重要视觉标志。因此，从字面上看，“正”代表纯色的完整，而“镶”则意味着有装饰的边缘。满语中的“固山”是旗的意思，而正旗与镶旗本质上就属于不同类别的固山。然而，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全部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颜色和花边只是表层现象，真正影响地位高低的则是另一套复杂的逻辑。
那么，这一套规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？这要从一个简单的猎人小组说起。八旗的起源其实颇为朴素。在很早以前，女真人狩猎时会组成小组，每人射出一支箭，交给一个称为“牛录额真”的首领。“牛录”意为“大箭”，“额真”则表示“首领”，他们打猎所得的猎物会大家共享，猎完后小组散去。这就是八旗最初的样子。努尔哈赤在其起兵后，便将这一狩猎小组的模式扩展。1601年，万历二十九年，他将部下分为四组，以不同颜色的旗帜标识：黄、白、红、蓝，这就是最初的“四旗”。有趣的是，那时并没有“正黄旗”或“正白旗”的称谓，只有纯粹的黄、白。 谈球吧
到1615年，努尔哈赤的军力不断壮大，四面旗帜已无法满足需求。为此，他设计了一个简单而又巧妙的方案：在原有四种颜色的基础上加上镶边。黄旗变为镶黄旗，白旗变为镶白旗，红旗和蓝旗也同样被赋予了新命名。为了与新增的四旗做出区别，原有的四旗附上了“正”字，形成了正黄、正白、正红和正蓝。可见，正与镶最初的区别完全是基于技术上的需要，由于人手增多而改变了旗帜的命名方式，这其中并无贵贱之分。努尔哈赤一种是统领正黄和镶黄旗，其它六旗则分配给自己的亲人，二者的地位自然而然高出其他旗帜。然而，在这一时期，正黄与镶黄的高低差异尚未显现。
而后来的转变，源于努尔哈赤临终前做出的一项安排，让正黄旗的地位从神坛跌落。